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切举措的重中之重，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从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既要充分肯定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已取得明显成效，同时也要注意到当前党的执政能力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和能力素质与党的先进性的要求，一些基层党组织的管理手段和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一些地方的党组织、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仍面临不少思想障碍和现实难题。
        党的十七大正是有鉴于此，作出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大战略部署。前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据以决定从今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指出这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通过这一活动，切实增强党员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不懈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9月19日，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又对此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当前我们的首要政治任务是认真学习，进一步深刻理解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它的历史地位、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并把认识转化为行动，见诸实践，以保证这一活动健康开展，如期奏效。
        一、从世界潮流和历史走向审视科学发展的紧迫性
        发展观的问题至关重要。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它不仅包括要发展，而且包括为什么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靠谁发展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从而对发展实践产生根本的全局性的影响。片面的畸形的发展抑或全面的协调的发展，形而上学的发展抑或辩证的发展，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早已为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大量事实所证明。
       首先，奉行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是当今世界在发展问题上的总趋势。上世纪40年代开始，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发展问题。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球经济备受摧残，许多国家把战后重建、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但是往往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失衡、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接踵而至，妨碍持续的增长和真正的发展。到了六七十年代，一些国家虽然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使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是又因经济与社会发展未能同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失业增加、社会腐败等现象频频出现，经济发展不仅没有给广大人群以更多的实惠，还诱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给全球带来了能源紧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灾害频发等一系列问题，使传统工业化道路遭遇挑战。凡此种种，表明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社会进步；表明发展如果以牺牲生态为代价，就会导致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正是反思这些带普遍性的经验教训，促使国际社会以新的视角关注发展问题。如1986年联合国的《发展权利宣言》就指出：“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人的福利。”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对它作了“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的诠释。1995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大会，在其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中，也强调“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指出应当致力于“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框架”。等等。可见发展要以人为中心，要全面协调，要可持续，已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这是一种不同于过去传统的片面狭隘的发展观点和做法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反映了当代世界在发展问题上的新潮流、大趋势和总的历史走向。
        其次，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站在历史和时代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如今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环境总体上对我有利，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资源、能源、技术、人才等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特别是面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就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走科学发展、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通晓社会发展规律的、先进的革命的与时俱进的政党，不但要紧跟世界时代发展的潮流，而且要力求走在它的前列，不然就会落伍，而落伍就会丧失先进性，丧失主动权，甚至丧失生存的权利，更谈不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唯其如此，提出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大势所趋，逻辑使然。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提出并阐述科学发展观时，总是指出这是吸取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七大报告又重申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着眼于世界大局和时代潮流，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所以我们今天务必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从顺应世界历史走向和时代发展的最新潮流，从遵循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的客观规律，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更大主动权和发言权的内在要求，从为世界和人类作出更多更大贡献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出发，重新审视发展问题，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性、必然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二、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及其重大意义
        为了使我们对坚持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真正到位，联系当前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需要从理论上着重把握三个问题。
        其一，科学发展观是一个科学思想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吸取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改革和建设进入关键时刻的新的发展要求，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和历史起点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是从发展的角度更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继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新的境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所以，科学发展观不是一般的口号、论点或论断，而是一个论据确凿、内涵深邃、逻辑严密的思想理论体系，并且是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范畴的最高最深层次的思想理论体系。它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如果再往深处思考，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整个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科学发展观，因为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果中主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同样，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毛泽东思想说到底是关于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的学说，邓小平理论说到底是关于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主义到全方位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发展问题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它们的始终。在当代，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根本使命就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科学轨道上向前发展，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设基础和前提。我们应当从这样的理论和哲学高度，去认识和理解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这一理论体系中的最新内容，用这一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理所当然地而且当前尤其重要的是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中央之所以强调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原因即在于此。
        其二，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总体性的大概念，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而不仅仅是经济建设的发展。这五个方面建设，都需要科学地发展。回顾历史，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未能取得应有的更大成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二十年还历经一波三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建设上屡屡比例失调，破坏综合平衡；政治建设上重专政轻法治，重集中轻民主；文化建设上片面强调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忽视精神生活和精神样式的多样化；社会建设上老是苛求人们提高觉悟过苦日子，不着力解决一系列基本的民生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上没有切实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发展经济往往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就是说，毛病就出在背离科学发展上。至于在宏观层面对这五大建设相互关系的处理，更是离开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这些偏差，才会有比较全面协调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也很突出，十七大报告曾指出其八个主要表现。概而言之，发展不平衡已成为带全局性的突出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发生，都与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方针上未能始终体现科学发展有关。上述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它要统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统领”的实质就是指导、引领和总揽全局。离开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任何一方面建设都会产生畸轻畸重，忽视协调、只看眼前，不顾长远之类的弊病。不仅如此，科学发展观还应当指导和统领党的自身建设。因为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使作为领导核心的共产党始终保持先进性，而党的先进性首先表现在理论上的先进性，表现在党能始终掌握包括科学发展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必须使党提高执政能力，而党的执政能力主要应表现在善于驾驭全局，把推进经济建设与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统一起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党的自身建设也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来进行的根据所在。
        其三，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重大战略思想”是带根本性和决定性的、既立足现实又放眼长远的特具前瞻性的思想，决非一种临时举措或权宜之计。对于这个问题，要联系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来看。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国内现实依据。因为一方面，科学发展固然反映了人类社会特别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客观要求，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结构多层次多元化等极其错综复杂的条件下，科学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紧迫性和重大意义。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国发展呈现出如十七大报告列举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表明，经过建国以后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所以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提出坚持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固然与着力缓解当前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分不开，但更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至少要经历上百年时间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长过程中，又会经历许多不同的具体发展阶段，上述“新世纪新阶段”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今后还会有不同的新的阶段，而不同的新阶段都会呈现不同的新特征新矛盾，从而对科学发展不断提出新任务新要求。这就决定了坚持科学发展是一个永恒的课题，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对于科学发展问题也是如此。只有从理论上弄清楚以上三点，才能把握科学发展的本质，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真正理解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三、贯彻科学发展观一定要走出形而上学的认识误区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认识是实践的指针。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思想认识上要有辩证思维，转变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走出若干认识误区。
       一是，不能把科学发展观与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理论观点割裂开来，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关系。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发展和创新，但发展离不开坚持，创新离不开继承，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离不开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正确思想。毛泽东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后来只是由于受“左”的干扰，才使探索未能成功，发展走了弯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我们党重新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尤其是邓小平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命题，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论断，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等等，也都是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如何科学地发展的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十二个方面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提出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明确指出发展应包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等，同样是从如何使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科学轨道健康发展出发的。中央三代领导集体这些关于发展的重要观点，为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所以十七大报告说：“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从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到十六大以来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的发展观不断深化、日臻完善的过程，也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内在规律不断探索、使认识日益升华的过程。我们一定要从它们前后相继的内在统一性上，从“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有机联系上，辩证地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而不能割断理论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延续性和连贯性去孤立地形而上学地理解科学发展观，否则实质上会贬低它的科学性、真理性。
        二是，不能把科学发展观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割裂开来，淡化和淡出发展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究竟以什么为中心，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也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和要害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二十年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基本路线之所以错误，就是因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党的基本路线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中心”的确立绝不是偶然的、随意的。首先，这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二十年“左”倾错误的事实警告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实行工作重心转移，中国没有出路，最后会葬送社会主义。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和科学原理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生存和发展进步的终极原因，经济发展是社会其他一切方面发展的决定因素。再次，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特征是生产力不发达、不够格，由此决定了在这整个阶段中，都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中心任务。提出科学发展观，旨在着重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而绝非否弃发展本身。恰恰相反，“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而发展的根本和关键是发展经济。建国至今快六十年了，但真正安下心来搞建设，也就只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正是这三十年的经济大繁荣，为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手段和支撑。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发展，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十七大报告在阐发科学发展观时再次强调：“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对怀疑一个中心的最好回答。有些同志把科学发展观与一个中心割裂开来，似乎提出科学发展观意味着对一个中心的否定至少是“纠偏”，这是误解。其实，“中心”意即重心、重点，绝不等于“唯一”。事实上，我们党和邓小平在确立一个中心的同时，就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事业，还要搞好党的建设。可见提出科学发展观，并非什么是从一个中心转变为全面发展。当然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问题上确实存在不够协调、以物为本的偏差，经济方面突出表现是把发展简单归结为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简单归结为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简单归结为GDP上升，从而形成不惜代价盲目追求GDP指标的所谓“GDP崇拜”。这样的偏差必须纠正。从一定意义上说，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针对这种偏差的。但是发展实践中出现的这类偏差以及其他违反科学发展要求的现象，是属于具体工作、政策和做法的问题，是某些地方和部门在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不够端正的问题，并不涉及一个中心本身的是非得失问题。如果因存在这些偏差和现象而怀疑或动摇一个中心，那就混淆了两个不同层面问题的界限；如果因纠正唯GDP而完全不问GDP，那就走到贬低经济增长重要性的另一个极端。我们不可忘记：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大的起落，是促进科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首要目标。
        三是，不能把解放思想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割裂开来，抽象地谈论继续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三十年来党的一切理论和实践创新，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晶。解放思想所以对改革开放起巨大的先导、指导和推动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每一个不同发展时期解放思想，虽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都有明确的主攻方向和重点目标。回顾改革开放史，我们曾经历过三次解放思想的高潮。第一次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实践标准为理论武器，破除“两个凡是”的禁锢，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全面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第二次是1987年十三大前后围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是非得失问题的大讨论，以生产力标准为理论武器，破除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种种空想的界限，鲜明地举起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第三次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前后围绕改革开放方向道路问题的大讨论，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为理论武器，破除“姓资姓社”的传统思维框架，树立判断改革开放的性质和功过的客观标准，并在全党开始形成社会主义也可以而且应该搞市场经济的共识。今天我们又面临一次新的继续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的主题是什么？恐怕应当是根据十七大提出的新任务，如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离开这个主题抽象地泛泛地讲解放思想，或者只抓住一些细枝末节问题搞解放思想，或者如某些学者主张的为确立所谓“普世价值”而解放思想，那就会使解放思想找不到主攻方向和重点目标，甚至走偏方向，从而难奏实效，并且失去意义。围绕这一主题解放思想，就要求我们：第一，从一切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这样的思想观念不胜枚举，总起来说，既要从把马列的某些本本条条当圣经的“老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要从奉西方的那些理论模式为圭臬的“新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特别是用科学发展观来武装，提升发展内涵，创新发展理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第二，从一切不适应科学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中解放出来。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七大精神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当前尤需着力深化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的改革，从体制上解决产业结构趋同、增长方式粗放、低水平扩张等问题；着力深化社会领域的改革，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着力推进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着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解决政府主要职能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转变问题。与此同时，还要着力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制度机制的保障。第三，从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要求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式中解放出来。当前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对重大问题的判断能力不强，决策水平不高，决策机制也不够完善，工作中易犯主观主义、独断专行和单打一、一刀切、顾此失彼之类的毛病，这些情况亟须改变。特别是要在转变政绩观上下工夫，克服片面的政绩观，树立全面的政绩观。科学发展观与政绩观的关系至为密切，因为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才能树立正确政绩观；只有坚持正确政绩观，才能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重在实践，贵在落实。树立全面的政绩观，才能做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工作，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转化为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转化为领导发展的作风能力，确保实现各项事业的科学发展。
        总之，为了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展好，我们一定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地辩证地历史地看待有关科学发展观的许多重大问题，摆脱孤立的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羁绊，正确解放思想，为顺利开展这一活动扫除认识障碍，提供思想前提。

           （作者：原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原浙江省社科联主席）